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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 作者:王翠艳 著 2015-12-21 17:15:17

本著着眼于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的交叉地带,对一个尚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的重要现象——燕京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揭示。作者从第一手史料的开掘入手,从校风状况、课程建设、师资构成、校园刊物及学生创作与主流文学社团的关系等角度,对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立体的观照与呈现。对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有关空白、推进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本著都有相当的意义。

平装 29.80

基本信息:

作者: 王翠艳

责任编辑: 陶玮

ISBN(书号): 978-7-5039-6025-3

定价: 29.80

页数: 204

版次: 1

印次: 1

开本: 16

出版日期: 2015年8月

印刷时间: 2015年9月

中国法分类号: I206.6

纸张:

字数: 200000

包装: 平装

印张: 13

内容提要
  • 本著着眼于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学史的交叉地带,对一个尚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的重要现象——燕京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揭示。作者从第一手史料的开掘入手,从校风状况、课程建设、师资构成、校园刊物及学生创作与主流文学社团的关系等角度,对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立体的观照与呈现。对填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有关空白、推进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本著都有相当的意义。

目录
  • 自序

    上辑  校风·课程·师资

    1.中西一治与多元调和:“五四”时期燕京大学教育状况考述

    2.世俗化与中国化进程中的国文教育:“五四”时期燕京大学国文系教育状况考述

    3.思想契合与人事机缘:周作人任教燕京大学原因考辨

    4.课堂内外:周作人与燕京大学新文学建设考论


    下辑   刊物·学生·作品 

    1.燕大校园刊物与“五四”新文学:以《燕大周刊》为中心的考察

    2.燕大学生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以冰心为中心的考察

    3.新文学作家成长的“横剖面”:凌叔华燕大时期的文学创作考论

    4.新闺秀派的风致:燕大女作家合论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简介
  • 王翠艳(1975—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艺术学博士后,现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戏剧影视文化研究,相关成果有专著《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合著《中国艺术传统研究》等,曾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文学史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编辑推荐
  • 大浪淘沙,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作者撰写此著的目的,不是为文学燕京或者燕京文学招魂,仅是为填补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而进行的历史观照。

前言
  • 在教育史与文学史的交叉地带

    ——代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学专业的我开始着迷于历史研究。寻寻觅觅中,我遇到了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的选题。这个被文学家和史学家都遗忘了的选题,为我不怎么“着调”的兴趣,提供了宽裕的“落地”空间。在这本小书中,我将从最基础的史料梳理工作起步,从校风状况、课程建设、师资构成、自办刊物及学生创作与主流文学社团的关系等角度,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对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尽可能立体的观照与呈现。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前后,在其他教会大学均将新文化运动视若洪水猛兽予以抵制的时候,燕京大学一批思想开明的教授却发起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予以支持和回应;在1925年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高涨期间,燕京大学又率先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一边废除将宗教列为学生必修课及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一边积极向国民政府申请立案。由于学校主事者在每一紧要的历史关头均采取了明智的、合乎时势的抉择,使燕京大学走出了一条既充分吸收国际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又密切贴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发展道路,最终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1928年,正式成立不足十年的燕京大学不仅一举超越中国境内所有教会大学而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学齐名的“北京三校”之一,而且也凭借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高校。对于燕京大学的辉煌历史及培养出的众多精英人才,前辈学者的论著如《燕京大学史稿》(张玮瑛)、《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罗义贤)、《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燕京大学(1919——1952):一所消失了的大学》(陈远)中均已阐述颇多,笔者无需再做重复。2014年北京大学成立“燕京学堂”,燕京大学一度成为社会热点引起论争,笔者也无意于介入这些论争。本著所专注的,仅是对笔者近年来围绕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这一学术路径所进行的探索进行总结,从而为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参照。

    中国现代教育文化(尤其是大学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是近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较为热门的课题。自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1999年在《现当代文学与大学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 期)一文中首次提出从教育文化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研究视角以来,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逐渐引发学界关注,涌现出一批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研究对象较为宽泛的对于教育文化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宏观考察,如《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以文学教育为中心的考察》(罗岗,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未刊稿)、《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研究》(张传敏,人民出版社,2010),《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王彬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季剑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与都市想像》(陈平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这些论著均在较为开阔的理论背景中展开了对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历史考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视角;其二,是研究对象较为具体的、对于具体大学的文学建设个案的细致剖析,如《新文学与新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东南大学与“学衡派”》(高恒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黄延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王培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姚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清华校园文学论稿:1911——1949》(张玲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学府内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杨蓉蓉,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等。本人的博士论文、2007年出版的专著《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的考察》亦属此列。

    上述研究成果的存在,既使燕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学这一论题的展开获得了充分的研究基础,同时也因其客观存在的学术盲区使其具备了充分的研究空间。比如,上述成果中,较为集中的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发生之间关系的考察,这既是其内在的研究理路使然——对于任何现象与事物而言,发生的意义自然重要于发展;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史实所决定的,因为发生期是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关系最密切的阶段。也正因如此,在我们上文提到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关注重心聚焦在了二十年代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是,对于当时与上述两所学校并列为“北京三校”并对发生期新文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燕京大学,则几乎无人涉及。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南京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国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导论中明确指出“‘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长校后的北京大学……继北大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20世纪20年代末……以北京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仍然是以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但在接下来的正文中,作者却只讨论了《北大清华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北京(平)、上海以外的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三个部分,而对于曾经导论中多次与北大、清华并举的燕京大学的新文学建设,则付之阙如。这是不能不令人深以为憾的。

    一旦我们回到中国新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进行考察,就会发现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样,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处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故而深受新文学创作空气的濡染与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教会学校洋派而趋新的风气以及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秉“中西一治”之理念对国文(尤其是新文学)教育的重视不无关系。这内外两种因素形成的合力,使得燕京大学与刚刚诞生的新文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文学中基督教思想的植入(冰心、许地山),女性小说家的出现(冰心、凌淑华)、中国新文学课程的最早开设(周作人、俞平伯)、翻译文学的兴盛(瞿世英、张采真、白序之、董秋斯、李霁野、韦丛芜以及三十年代的赵萝蕤、萧乾)、散文诗的勃兴(焦菊隐、于成泽、于赓虞)、话剧艺术的引进与确立(熊佛西、焦菊隐)等,这些新的文学要素、文学现象和文学形态的出现,燕京大学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文学社团的角度讲,燕大师生与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许地山、瞿世英、冰心、白镛、刘廷芳、刘廷蔚)、绿波社及无须社(焦菊隐、于赓虞)、未名社(李霁野、韦丛芜)、民众戏剧社(熊佛西)、新月社(凌叔华)等20年代著名文学社团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因而,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越出了校园文学的范围,广泛刊发于《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时事新报 学灯》、《文学旬刊》、《京报 文学周报》、《语丝》、《现代评论》等著名文学报刊而直接汇入了新文学的主流。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确曾存在北大传统和清华传统,那么说有燕京传统,也是一个毫不夸张的提法。只是,由于燕京大学已在1952年被取消学校建制以及教会大学曾经长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等意识形态的原因,至今尚无学者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挖掘。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近年探讨该问题的成果仓促付诸印行,以对该问题的研究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

    大量淘沙,风流总被雨打飞吹去。笔者撰写此著的目的,不是为文学燕京或者燕京文学招魂,仅是为填补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而进行的历史观照。由于时间仓促和笔者水平所限,书中观点、史料或有不尽准确、严谨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谨识


精彩书摘
  • 课堂内外:周作人与燕京大学的新文学建设

    荷兰汉学家贺麦晓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一文中曾将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概括为上世界二十年代的重要“文学场”之一。他指出“新文学与新的教育制度息息相关,这种关系贯穿整个二十年代……大部分活跃于二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家对新文学的最初接触发生于在学期间。这种接触可能是直接的:许多学校开有文学课;也可能是间接的:五四期间流行于高校的杂志如《新青年》将新文学传播开来……许多高校学生(包括留学生)都极其崇拜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的‘新文学’。他们不仅敬慕歌德、拜伦、惠特曼、谢莱、泰戈尔等外国偶像,也同样钦佩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国内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不少渴望成为作家的青年将作品寄给胡、周、鲁等‘文豪’,请他们‘修改’……这种关系对文学场的结构不无影响,……(其有)对老师有利的一面,学生们也往往受益匪浅”[[[]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 304页。]]。周作人与燕京大学学生新文学创作的关系,正可做如是观。

    一、课程建设:周作人在燕大的授课情况

    虽然燕大在延聘周作人时曾经约定“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有支配该系一切事件的权”、“一切都非常的自由”、“教课,也在周君自定”,但在燕京大学一体化统筹与设计之下,周作人并无法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规划中国新文学部的课程。   

    根据燕京大学1922年6月写给美国托事部的报告,学校成立新文学部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受过训练的作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写给美国理事会的报告,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有关史料,档案号YJ1924006],司徒雷登所最看重周作人的,就是其能够“使用和教授白话文”,而这个“教授”的内容,不止是对“白话文”的阅读和批评,更重要的是白话文的“写作”训练。但事实上,燕京大学校方的这一期望周作人并无法完全实现,因为教授国文(写作)对于周氏来说是其“所最怕的事”“当年初到北大时……曾经坚决谢绝”。因而,周作人在燕大的具体授课,便在校方的期望和周作人自己的学术志向间时有摇摆,其大致走向是:由最初涉及新文学的各种文体逐渐发展到专攻散文;由最初的兼及史论、作品阅读和写作训练逐渐发展到专攻史论,但不管怎样变,都没有偏离总结新文学创作和发展经验这一主流。同时,出于对日本文学的热爱和精熟把握,周作人还开设了《日本文学》和《高级日文》两门课程。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录和燕京大学现存课程资料,我们可以大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变迁情况:首先,根据周作人回忆录,其在1922开出的课程是《国语文学》、《文学通论》、《讨论与习作》等四门课,其中,国语文学课程由许地山与其共同担任[周作人《琐屑的因缘》,《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回想录》第4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923年课程发展为五门共10小时,分别是《国语文学》、《文学讨论》、《日本文学大纲》、《文学讨论(和习作)》、《翻译》,其中部分课程与顾名共同

    担任[《Bulletin Announcement of Courses 1923~1924(1923~1924课程一览)》,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YJ1924006.],而由顾名在1924年开始担任国语文学(诗)及该年原来与周作人共同担任《国语文学》课程的许地山赴美留学缺席教学来看,顾名本年度很可能是与周作人分担《国语文学》的授课工作,其余课程仍由周作人独立承担。1924年,国文系的新文学课程扩充为6门共12小时:《日本文学大纲》、《翻译》保持不变,《文学讨论和习作》、《文学讨论》课程合并为《讨论和习作》,而原来的《国语文学》则扩展为《国语文学I:诗歌A》、《国语文学I:诗歌B》、《国语文学III:散文》,除《国语文学I:诗歌A》由顾名担任外,其余课程仍由周作人担任。1925年燕大取消了中国新文学部和中国古典文学部的分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部主任的任职结束,但这一结构和人事变动并没有影响燕大的新文学课程和周作人的授课情况,他依旧担任了《近代散文》、《文学讨论》、《翻译》、《日本文学》四门课程的授课工作。“近代散文”即原来的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II Prose(《国语文学III:散文》),“翻译”课程不变,“日本文学大纲”则直接被简化为“日本文学”,“文学讨论和习作”压缩为“文学讨论”,“习作”部分被直接砍掉,由其英文课程名称“a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可以见出它是一门对中国文学进行概要介绍的课程[ Announcement of Courses(1924~1925),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YJ1924006。]。1926年,《翻译》课程由被扩展为《高级翻译》、《翻译》和《翻译研究》三门课,分别由许地山、谢婉莹、冯友兰三位教师担,周作人则开始开设《高级日文》课,其他课程保持不变。1927年,周作人开设的课程有了一个大的改变,也就是他自进入燕大以来一直开设的《文学讨论》课程被其新开的一门《新文学之背景》所取代,该课程的课程介绍为“选录文章,说明中国文学革命以前的文艺状态,并略述世界潮流,使学者明了“新文学”发生之原因,考察“新文学”上传统之因革,与外来影响之调和”。由其课程介绍,笔者推测它有可能即是脱胎于之前的这门《文学讨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因为周氏讲授此课是在中国新文学的框架中国介绍中国文学的,其极有可能按照自己的学术旨趣直接提取了与中国新文学关系密切的一些文章进行讲读,经过五年的积累之后其思路日益清晰、观点日益明确,便在合适的时机以“新文学之背景”这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名称取代了原来内容指向不清晰的“文学讨论”的名称。

    1928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的开课情况没有大的变动,但是《近代散文》的课程名称被《近代文学》所取代,但课程内容并没有改变:1927~1928年的课程布告中的《近代散文》与1928~1929年课程布告中的《近代文学》课程介绍是一模一样的,均为“选读近代文章,阐明现代文学的散文之源流转变,辅以讨论,俾于现今新文学之各问题,得有相当的了解”[《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1927~1928)》;《燕京大学本科课程一览(1928~1929)》,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燕京大学资料,档案号分别为YJ1927014、YJ1928019。]。

    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新文学课程,奠定了其1932年在辅仁大学的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主要面目。这一点,周作人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十一年夏天承胡适之先生的介绍,叫我到燕京大学去教书,所担任的是中国文学系的新文学组。......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之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没有什么了。……这之后加进一点话译的《旧约圣书》,是《传道书》与《路得记》吧,接着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讲王冕的那一回,别的白话小说就此略过,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画竹题记》等,郑板桥的题记和家书数通,李笠翁的《闲情偶寄抄》,金圣叹的《水浒传序》。 明朝的有张宗子,王季重,刘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随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谭友夏,李开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陈继儒诸人,这些改变的前后年月现今也不大记得清楚了。 

    大概在这三数年内,资料逐渐收集,意见亦由假定而渐确实,后来因沈兼士先生招赴辅仁大学讲演,便约略说一过,也别无什么新鲜意思, 只是看出所谓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着力培养,自然会长出新芽来,大家的努力决不白费,这是民国二十一年的事。[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原载《知堂乙酉文编》(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61年版),转引自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588页。]

     因而,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我们也可以大致梳理出周作人在燕京大学讲授《近代散文》和《新文学之背景》课的主要内容,也可以发见其对散文这一文体和从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新文学的精神根源的浓厚兴趣。燕京大学由于其教会大学的洋派血统和外语系的系统训练,学生对于戏剧、小说、新诗等文体的把握都非难事,惟独对于与传统文学联系最为紧密、“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最少,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产物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周作人(岂明):《<陶庵梦忆>序》,《语丝》1926年12月18日。 ]的散文文体较为隔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作人所提供的新文学教育的价值,是不言自明的。而了解《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实脱胎于其在燕大讲授的《近代文学》(即《近代散文》)和《新文学之背景》(由《文学讨论》发展而来)两门课程,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何以较多关注散文而对诗歌、小说、戏剧涉及甚少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除去散文和新文学源流方面的教育内容之外,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的另一门课程是《翻译》。由现存燕京大学档案资料中关于该课程的英文介绍lecture and exercises on the method of translations from English to Chinese,我们可以知道该课程是一门训练将英文翻译为中文的方式方法的课程,包括教师教授和学生练习两个部分。虽然由于史料的不完备,我们无法确知其授课的具体内容与方式,但由一些间接的史料,我们仍然可以一窥周作人在燕大担任翻译课程老师的一些情况。由于这一部分涉及周作人与《燕大周刊》的关系,我们在第二部分进行专门讨论。

    二、周作人与燕大学生的办刊实践:以《燕大周刊》为中心的考察

    《燕大周刊》创刊于1923年2月26日,终刊于1927年6月8日,系一份由燕京大学学生主办的、具有相当浓厚的文艺色彩的综合性刊物(发行量最高时约有两千余份)。在《燕大周刊》的诸多作者中,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新文学部主任的周作人,以其课堂内外密切结合的授课、讲演与写作实践,为《燕大周刊》的成长与风格的养成,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燕京大学系基督教教会大学,教会大学素有师生共同参加礼拜日或是团契活动的传统,故而燕大师生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在盔甲厂时期尤其如此。对此,周作人在晚年回忆录中有过颇带感情的描述:“我在燕京前后十年,以我的经验来说,似乎在盔甲厂的五年比较更有意思……什么都要紧张认真,学生和教员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我觉得在燕大初期所认识的学生中间有好些不能忘记的,过于北大出身的人”。[周作人:《道路的记忆(二)》,《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2页。]查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日记,其中除保留了他每周三次(或四次)赴燕大授课的经历之外,还留存了大量他与燕大学生书信往来及参加学生集会、演讲、座谈会(茶话会)、游艺会等活动的记录(其中有一次是周氏自己做东“至公园水榭同地山招燕大学生开茶话会”,周作人为此曾专门提前四天“至燕大访地山交洋12元备同学茶话会之用”[分别见周作人1923年1月30日和1月26日日记,载《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293页。周作人日记中未载明举办茶话会的目的及参加茶话会学生的姓名,但由该茶话会恰在《燕大周刊》创刊前二十余日举行、与其一起组织茶话会的许地山同为《燕大周刊》重要作者以及周作人与《燕大周刊》的密切联系等多重因素,笔者推测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成员中亦包含《燕大周刊》的发起人或主事者,甚至这次茶话会的主题与该刊的发起颇有关联也未可知。在没有直接的史实证据之前,姑且存疑。])。由于周作人日记记载简略,我们无法确知大多数活动的具体内容,但由字里行间仍不难发现若干与《燕大周刊》有关的痕迹以及与熊佛西、董绍明、焦菊隐等《燕大周刊》主事者书信往还的直接记录,如:

        1923年2月16日  上午寄乔风函为燕大周刊作文下午了即寄与熊佛西君  

     1923年2月25日  下午为燕大周刊作小文晚了

        1923年5月2日   下午往燕大文学会讲演日本川柳诗[该次演讲的文字稿登载于10天之后(5月12日)出版的《燕大周刊》第12期,标题改为“日本的讽刺诗”。]

     1923年6月20日  得焦菊隐君函

        1923年7月17日  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   

        1923年8月2日   寄伏园佛西函

        1923年8月14日  得佛西函   

        1924年9月2日   上午作小文寄燕大董君函  

        1925年2月14日  往燕大一院为周刊演讲

        1925年3月5日   寄燕大周刊稿

        1925年3月18日  下午往燕大以游艺券[《燕大周刊》办刊经费由社员缴纳、教职员捐助、游艺会收入和学校津贴四部分支撑,游艺会卖票所得是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得30元交千里转付1926年2月16日董绍明来[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498页。]

    尽管没有直接的史料表明周作人指导、参与了《燕大周刊》的编辑工作,但由上述记录,我们仍可推知作为《周刊》作者的周作人与《周刊》主事者之间的往来互动是颇为频繁和密切的。这一良好的互动关系既与周作人此时正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新文学部主任的教学职务(该职务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新文学写作和翻译训练)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依旧是周作人在新文学创作、翻译和理论建树方面的卓越声望。这两重因素的结合,使得周作人几乎成为新文学在燕京大学的“代言人”,辐射出强烈的“磁场效应”,对熊佛西、董绍明、焦菊隐等青年学生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这些年轻的《燕大周刊》主事者,与他们的学长、同为《燕大周刊》重要作者的冰心、许地山一样,既是热诚的新文学爱好者,同时也是长期就读于教会学校、濡染了浓厚的基督教思想的“博爱”主义者。或许是由于对周作人文坛声望的仰慕和课堂授课、课外讲座中的密切交流,或许是出于思想背景中对周氏在“五四”时期所提倡的“人道主义”主张的天然亲和,总之,他们以一种崇敬和服膺的态度对周作人发出了热情的稿约。而对于此时正逐渐远离《新青年》时期“启蒙”、“觉世”的信仰而着手将“文艺”当作“自己的园地”进行经营的周作人而言,《燕大周刊》无疑也为其文学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一片新的“绿洲”(当时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开设“绿洲”专栏)。更何况,周作人深知,在燕京大学为新兴的“白话文学开辟一个新领土”[周作人:《琐屑的因缘》,《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8页。],同时也是他受聘燕京大学现代文学部主任的主要使命之一。因而,无论是基于个人情感还是公务需要,周作人显然都不会拒绝与《燕大周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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